[22]二是虽然适用但参与程度明显不足。

国家行政机关将当事人列入黑名单，是对当事人作出了一个综合性的不利决定，这是一个可诉的行政行为。人情消费属于道德范畴，应该通过社会公约进行约束，不宜通过公权强制干预解决。

农村和城镇居民不按规定申报违规操办酒席的，村（社区）按《村规民约》进行严厉处罚。但如果以法治思维来评判这一做法，就会引发许多讨论。我国《立法法》明文规定，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第二，市民闯红灯是否可以构成公安机关拒绝为该市民开具出国证明的法定事由？公安机关为市民开具出国证明，在行政法学上属于行政证明行为。习总书记强调：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黑名单制度（blacklisting system），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设定的，将一些特定的违法犯罪人，或者对社会有特别危害可能的人，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入册登记，在一定的期限内有关部门依法约束其行为和权利的法律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近年来，宪法学者还在呼吁认真对待宪法文本，认为在法治国家建设中，人们表面上都承认宪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文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尊重和轻视宪法文本似乎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与倾向[1]，强调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的阶段[2]了。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内容不得修改，但是却以在总纲中概括阐述国家发展目标的方式，明确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设想。(一)现代法治秩序的基本表达 赋予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从而实现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重要价值之一。从文化内容的角度看，我国宪法总纲中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坚持了一种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吸纳式多元的文化发展观，具体表现就是既规定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又规定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反对文化歧视，同时保持了尊重外来文化的理性心态。自我能否实现与多元文化社会的建立密切相关。

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具体的宪政制度将构成后代人享受个人生活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我国现行宪法的第1至第3条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基本权力关系，可谓开宗明义界定了宪法与民主的相互关系。

[29-31] (三)基本权利的救济 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常常在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被设定界限，这些界限存在削弱宪法基本权的可能，从而需要接受合宪性的检验，为基本权利提供救济。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规范依据。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规定：宪法对权利的列举，不能被理解为对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的拒绝或蔑视。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具有宪法精神的公民才能成为推动宪法实施的伟大力量。

上述条款是政策目标式条款，并没有设定直接针对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其根本法效力的实现主要在于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引导，即国家机关特别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有义务将上述政策目标规范化和制度化。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法治是国家权力运行的精神或原则，法治精神是融入在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对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职权的法律限定等内容中。(一)和谐发展的文明观 宪法在建构国家权力的结构、确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是具有明确的未来指向的。公共生活是一个现代术语，是伴随着公民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我国宪法第三章通过对国家机关性质的界定和职权的配置，实现了国家机关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权体系经历了从第一代人权到第三代人权的发展历程，其中，第一代人权以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即所谓的三大自由为核心。

关于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的有关规定，为公民的经济参与提供了规范依据。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3万个。

[16]公共生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生活不仅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需要，在现代社会中也是界定个人的政治地位、生活质量、发展空间的最主要的生活场域。[3]马克?图什内特：《宪法为何重要》，田飞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二)提供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民主化解决机制 社会冲突的司法解决具有事后救济的特征，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首先会经历民主的制度化解决机制并主要被这一机制所化解。从立法者的法理学出发，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法律如何建构国家主权并奠定国家政治秩序，这就要考虑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这一修正案的制定，不仅是成文宪法时代解决未列举权利问题的首次实践，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未列举权利的对话机制。(四)人道的社会互助空间 人道精神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精神，就是将他人视作平等、独立、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的精神。

[7]卡洛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Akhil Reed Amar教授将美国宪法比喻成新世界的雅典卫城，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所见最民主行为的产物。

(一)开放的人际交流空间 开放的人际交流是公共生活的基础。上述规定符合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监督的世界法治潮流。

[8]我国宪法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根本法的规范依据。如现代选举制度提供了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容纳多元的利益诉求。

(二)不断发展的个人权利体系 宪法不仅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同时还为基本权利的发展留下了解释的空间。其中，和谐发展的文明观最有代表性。人们对于何为基本权利的理解是发展变化的，为了有效容纳权利观念的变迁，宪法通常会规定概括基本权利条款。这与宪法的精神和文本是相违背的。

与封建专制国家的法律将人视为法律管制的对象不同，现代国家的宪法不仅将公民确定为主权的所有者，而且是一切国家权力运行的目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9]4平等保护各种文化形态，实现文化多元是现代宪法在文化政策方面的普遍性原则。

对于后代人而言，上述内容构成了各领域生活的前提，宪法无论能否进行修改，都已经成为一切行动的前提，宪法之优劣迁延于后代。[14]我国宪法中的大多数基本文化政策条款，都采用了国家发展、国家鼓励、国家培养的主谓语结构，国家是行动的主体和义务的承担者。

[26]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3期。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职权配置，则降低了权力冲突的几率并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

有学者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的法治观念，指出中国正在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这些机制的细节由部门法完成，但其精神和原则来自于根本法上的规范依据。现代立法制度则提供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平衡多元利益的竞争关系。关于批评和建议权的有关规定，为信访、听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权利基础。

人际交流同时是思想的交流，宪法关于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权的规定，使之成为可能。参与民主理论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

以市场经济秩序为例，我国宪法总纲的第6至第18条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目前通过的31条宪法修正案有14条是关于经济条款的修正，2条是关于国家发展阶段的修正，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改革和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内容，也与经济秩序相关。交流使彼此联系在一起，使个人与组织、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使人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结中发现自我，实现价值。

[6]7举凡主权的所有者、民主代议机关的产生、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规范依据。人道精神因而也是宪法的精神，是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道德底线。